磐安岁月 | 李民中：蔡忠笏的磐安岁月

蔡忠笏是东阳县蔡宅村人，民国时期有“炮兵教父”之称，曾任民国磐安县第一任县长，他在磐安建县前后度过了近两年的时光。

1938年2月，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推动下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发布《浙江省战时政治组织通则18条》，提出现阶段的政治措施以推动全省民众抗战，创造新的政治、军事力量，保卫浙江，收复沦陷区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方向。2月18日，东阳县建立以县长金瑞林为会长的抗敌后援委员会 （后改为东阳县抗日自卫委员会）。

此时，曾参加过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的“神炮将军”蔡忠笏因在政见上与蒋介石、何应钦不合，就回老家休养闲居，无心再出。

县长金瑞林得知这一消息后，考虑全县正缺少一名懂军事、能指导训练民兵的县抗日自卫总队长人选，就亲自跑到蔡宅村，登门诚邀蔡忠笏出山。5月，蔡忠笏应邀出任东阳抗敌后援会委员，兼任自卫队总队长。

蔡忠笏制订了《东阳县抗日自卫队组织大纲》，将自卫总队编成了7个大队，马不停蹄地训练民兵。他黎明即起，赶到操场，亲自下达训练科目，讲解要领，并作示范动作，手把手耐心教导，一遍不会就二遍，二遍不会就三遍，直到队员们掌握要领为止。他与队员们打成一片，真心交朋友。队员们也愿意把心里想的和训练中遇到的困难跟他讲，他因此掌握了大量真实信息，开展工作也得心应手。

大盘山区位于东阳、永康、天台、仙居、缙云五县之间，属“五不管”之地，常有不法之徒逃避其间，其民风强悍，私藏枪支的很多。为此，省政府在此特设立绥靖专员治理其事。后经五县人士商得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同意，拟收集所有民间枪支，就地训练队员，作为浙东抗战的一个基地。

按照省政府的规定，所有民间枪支必须统一保管，只有在训练时才能使用枪支。但队员们觉得这样的枪支管理很不科学，是上级对他们的极不信任，所以训练起来情绪也不高。针对这一情况，蔡忠笏就没有向队员们收集枪支，只要求训练时必须带上，训练后由自己保管。同时，他考虑到乡公所干部熟悉参训队员具体情况的实际，将队员编队工作交给乡公所。这样一来，乡公所干部觉得很有面子，配合也十分积极，工作开展起来相当顺利。

晚年时，蔡忠笏在《我的自传》中说：“这一段时期，不要说义务，实际工作比在部队里还要累，所幸我身体尚健，还能承受。”

1938年9月23日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任命蔡忠笏为大盘山区绥靖专员。

1939年4月7日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报请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，裁撤大盘山绥靖专员办事处，设置磐安县。由于蔡忠笏曾任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炮兵旅旅长，又务实能干，在老百姓中有较高威望，省政府任命他为磐安县县长。7月1日，磐安县成立仪式在大盘乡学田村孔氏宗祠举行，县长蔡忠笏宣誓就职。

蔡县长上任后，依照惯例烧了“三把火”。

第一把“火”是确保政令畅通。因县域划界问题，官民之间有着很大的隔阂，政令很不通畅，多项工作一直难以落实。县界变动了，老百姓的籍贯必须改过来，有愿意的，也有不愿意的。这是一件极不容易解决的事。他经常召集区公所、乡公所干部开会商讨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有的时候白天晚上连着开，反复做思想工作。他到乡村去做当地乡贤的工作，常常是半夜而归，有时则通宵达旦。他还自掏腰包，设宴款待当地保长和族长，以一杯接一杯不停地喝酒，体现自己的真诚和对当地百姓的尊敬，最后把事情一一办妥。他在《我的自传》回忆当县长之初的感受时说：“为了解决县界和老百姓的籍贯问题，我不知跑了多少路，做了多少说服工作，开了多少次会。”

第二把“火”是广招人才。磐安县交通不便，生活条件落后，读得起书、有知识的文化人为数不多。蔡忠笏四处物色人才，一到乡村就问当地村民村里有没有读书人。一听说有读书人，就亲自登门拜访，嘘寒问暖，真诚邀请他们来县政府做事。得知有磐安籍人士在外工作的信息，他就通过亲朋好友去“请”，有时自己专程前去诚邀他们回家乡谋职。他每次到省政府，向省主席不是讨钱就是要人。他要的次数太多了，省主席也被他“讨”得没办法，只好在全省地方人员特种考试合格人员中，选择几个能干的青年派到磐安工作。为了让外地人才安心于磐安，省政府“特事特办”，下训令规定，凡是到磐安工作的人，每月均给予加倍的薪水。每每外地人才到磐安工作，蔡县长均设宴盛情款待，陪他们喝足酒吃饱饭。因此，到磐安工作的人才也渐渐多了起来。

第三把“火”是设立长警补习所。县治初设，山区强盗土匪出没无常，危害着政权稳固与人身安全。他上任后，迅速成立了磐安县长警补习所，自己兼任所长。他经常去培训处看看，过问参训人员的学习和生活情况，还亲自上课，指导他们如何练功夫。培训学习期满，考试合格，他亲自给学员发放修业证书。这样，培养了一大批警察，确保了县政府官员和老百姓的人身安全。

蔡忠笏签署的修业证书

作者简介：李民中，东阳市政协文史研究员。